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红军长征中，在贵州、四川、云南3省交界的赤水河流域同国民党军进行的运动战战役。

　　

　　四渡赤水战役是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处于国民党几十万重兵围追堵截的艰险条件下，进行的一次决定性运动战战役。在毛泽东主席、周、朱等指挥下，中央红军采取高度机动的运动战方针，纵横驰骋于川黔滇边境广大地区，积极寻找战机，有效地调动和歼灭敌人，彻底粉碎了蒋介石等反动派企图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狂妄计划，红军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三个月的时间六次穿越三条河流，转战川贵滇三省，巧妙地穿插于国民党军重兵集团围剿之间，不断创造战机，在运动中大量歼灭敌人，牢牢地掌握战场的主动权，取得了红军长征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战例。

　　

　　

　　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于1934年10月，被迫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了大规模的战略转移。长征初期，由于博古"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者实行逃跑主义，使中央红军在“湘江之战”后，从八万多人减少到只有三万多人。当时的红军实际指挥德国顾问李德又不顾敌人调集40多万的围堵，仍把希望寄托在与红2、6军团的会合上，坚持按原计划向湘西前进，使红军处于覆灭的险境。在此危急关头，毛泽东主席力主摆脱敌人主力，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以争取主动。这个主张得到了中央军委大多数同志的赞同。1935年1月7日，红军一举攻克黔北重镇遵义城，召开具有转折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由毛泽东辅助周恩来指挥军事,后期改为由毛泽东负责指挥军事，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中央红军突破乌江，进占遵义城。蒋介石等人大为震惊，急调其嫡系部队和川黔滇四省的兵力及广西军队一部，共约150余个团，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地区进逼包围。为摆脱这种险境，党中央决定，率师北渡长江，前出川南，与活动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4方面军会合，开创川西或川西北革命根据地。

　　

　　

　　四渡赤水之战，是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地区进行的一次出色的运动战。在这次作战中，毛泽东充分利用敌人的矛盾，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指挥红军纵横驰骋于川黔滇边界地区，巧妙地穿插于敌人重兵集团之间，调动和迷惑敌人。当发现敌人的弱点时，立即抓住有利战机，集中兵力，歼敌一部，牢牢地掌握战场的主动权，从而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成为战争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范例。

　　

　　一渡赤水

　　

　　遵义会议后，中革军委向各军团首长下达了《渡江作战计划》，拟定：中央红军各部进至赤水、土城附近地域后，分3路纵队由宜（宾）泸（州）间的蓝田坝、大渡口、江安一线北渡长江。

　　

　　1935年1月上旬，中央红军长征到达贵州遵义地区。15~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这时，蒋介石为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四川同红四方面军会台或东入湖南同红2、红6军团会台，围歼中央红军于乌江西北的川黔边境地区，调集其嫡系薛岳兵团和黔军全部，滇军主力和四川、湖南、广西的军队各一部，向遵义地区进逼。1月中旬，薛岳兵团的2个纵队8个师尾追红军进入贵州，集结于贵阳、息烽、清镇等地，先头已进至乌江南岸；黔军以2个师担任黔北各县城守备，以3个师分向湄潭及遵义以南的刀靶水，滥板凳进攻；川军14个旅分路向川南集中，其中2个旅已进至松坎以北的川黔边境；湘军4个师位于湘川黔边境的酉阳至铜仁一线构筑碉堡，防堵红军东进；滇军3个旅正由云南宣威向贵州毕节开进；桂军2个师已进至贵州独山，都匀一线。

　　

　　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上述情况，决定中央红军由遵义地区北上，在四川省泸州以西的蓝田坝、大渡口、江安一线北渡长江，进至川西北建立新的苏区。1月19日起，红1、红3、红5、红9军团分3路先后从遵义、桐梓、松坎地区出发，向土城、赤水方向前进。黔军随即占领遵义、湄潭；川军以一部兵力防守宜宾、泸州，以8个旅分路向松坎、温水、赤水、续永等地推进。24日，红1军团击溃国民党军黔军的抵抗，攻占土城。28日，红3军团、红5军团、军委纵队、干部团、红1军团一部在土城、青岗坡地区对尾追的川军2个旅发起猛攻，予以重创。此时，川军后续部队4个旅迅速增援。毛泽东等遂决定，立即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向古蔺以南地区前进，寻机北渡长江。

　　

　　1月29日，红军分3路从猿猴（今元厚）场、土城南北地区西渡赤水河，向四川省古茼、叔永地区前进。川军立即以12个旅分路追截，并沿长江两岸布防；薛岳兵团和黔军从贵州分路向川南追击；滇军3个旅向贵州省毕节和云南省镇雄急进，企图截击红军。2月2日，右纵队红1军团第2师进攻叙永不克，继续西进，在毛坝、大坝等地遭川军截击。7日，毛泽东等鉴于川军已加强了长江沿岸防御，并以优势兵力分路向红军进逼，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计划，改取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争取由黔酉向东的有利发展。接着，红军印向川滇边的扎西（今威信）地区集中。

　　

　　红军进入川滇边境后，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将湘军改为第1路军，何键为总司令，以其主力在湘西“围剿”红2、红6军团；薛岳兵团和滇黔两省军队组成第2路军，龙云为总司令，薛岳为前线总指挥，辖4个纵队：以薛岳兵团的8个师组成第1、第2纵队，滇军4个旅为第3纵队，黔军5个师为第4纵队，在川军及第1路军一部的协同下，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长江以南，横江以东、叔永以西地区。

　　

　　二渡赤水

　　

　　红军进至扎西地区，敌仍判断红军我将北渡长江，除向宜宾段各主要渡口增兵外，又调滇军和川军潘文华部向扎西地区逼近，企图对红军分进合击。

　　

　　2月9日，中央红军在扎西地区集结完毕。这时，第2路军各纵队分向扎西迫近。为了迅速脱离川、滇军的侧击，毛泽东等决定东渡赤水河，向国民党军兵力薄弱的黔北地区发动进攻。11日，中央红军从扎西挥师东进，于18~21日在太平渡、二郎滩渡过赤水河，向桐梓地区急进；同时以红5军团的1个团向温水方向开进，以吸引追击之川军。

　　

　　红军二渡赤水，回师黔北，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外。川军3个旅慌忙由扎西附近向东追击，黔军3个团从遵义向娄山关、桐梓增援，第1纵队2个师由黔西、贵阳地区向遵义疾进，企图阻止并围歼红军于娄山关或遵义以北地区。24日，红1军团先头部队第1团进占桐梓，桐梓守军退守娄山关。25日，红5、红9军团在恫梓以北地区阻滞川军，红1、红3军团进攻娄山关及其以南地区的黔军，相机夺取遵义。当晚，红3军团攻占娄山关，并在红1军团的密切配合下连续击溃黔军的多次反扑。接着，红1、红3军团乘胜向遵义方向追击。27日，在遵义以北的董占寺、飞来石地区击溃黔军3个团的阻击。28日晨再占遵义城，并控制了城西南的老鸦山、红花岗一线高地，这时，赶来增援的国民党军第上纵队第59师进至遵义以南的忠庄铺地区，第93师已进至新站，正向忠庄铺开进。毛泽东等当即决定.乘援军孤军冒进之机，集中兵力，求歼其于遵义城以南地区。为此，红军以~部兵力在老鸦山、红花岗一线阻击第59师的进攻，主力从左翼向忠庄铺突击，直插第1纵队的指挥部。第1纵队指挥部经红军突然打击，丢下部队，慌忙夺路南逃，红军乘胜发起攻击，迅速将其2个师大部歼灭于忠庄铺、遵义西南及乌江北岸地区。遵义战役从24~28日，历时5天，红军连下桐梓、娄山关、遵义，共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2个师叉8个团，俘敌约3000人。这是中央红军长征后最大的一次胜利。在此次战役中，红3军团参谋长邓

　　

　　三渡、四渡赤水

　　

　　红军三渡赤水，由遵义再进川南遵义战役后，蒋介石由汉口飞抵重庆坐镇指挥，并改以堡垒主义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企图南北夹击，围歼中央红军于遵义、鸭溪地区。其部署：川军3个旅由桐梓向遵义地区进攻；第9军2个师由重庆向松坎、新站地区推进，支援川军进攻遵义；第2纵队主力3个师进至仁怀、鲁班场地区，向遵义及其西北地区进攻}第3纵队4个旅进至大定（今大方）、黔西地区防堵；第4纵队一部集结于金沙、土城等地，阻止红军向西发展；第1纵队4个师位于乌江南岸，策应其他纵队作战。此外，第1路军第53师由镇远向石阡推进，湘军3个师沿乌江东岸筑堡，阻止红军东进。

　　

　　3月5日以后，中央红军以红9军团在桐梓、遵义地区吸引川军向东，主力由遵义地区西进白腊坎、长干山（今长岗）寻机作战未果。15日，红军主力进攻鲁班场之第2纵队，因其3个师密集一起，攻击未能奏效，而援军第1纵队已进至枫香坝地区。红军遂转兵北进，于16~17日在茅台及其附近西渡赤水河，向四川南部的古蔺、叙永方向前进。19日，红军攻占镇龙山，接着进至大村、铁厂、两河口地区。红军再次进入川南，蒋介石判断中央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令所有部队向川南进击，企图围歼红军于古蔺地区。

　　

　　在国民党军重兵再次向川南集中的情况下，毛泽东等决定，乘敌不备折兵向东，在赤水河东岸寻机歼敌。为迷惑国民党军，红1军团1个团大张旗豉地向古蔺前进，诱敌向西；主力则由镇龙山以东地区，突然折向东北，于3月21日晚分别经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东渡赤水河，从敌重兵集团右翼分路向南急进。26日进至遵义、仁怀大道北侧干溪、马鬃岭地医。27日，红g军团由马鬃蛉地区向长干山方向佯攻，引国民党军北向；主力继续南进，于28日突破鸭溪至白腊坎间国民党军封锁线，进至乌江北岸的沙土、安底等地。31日经江口、大塘、梯子岩等处南渡乌江。4月2日，中央红军以一部兵力佯攻息烽，主力进至狗场、扎佐地域，前锋逼近贵阳。这时，国民党军在贵阳及其周围地区只有第99师4个团。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十分惊恐，一面急令各纵队火速增援贵阳，一面令守城部队死守飞机场，并准备轿子、马匹、向导，准备随时逃跑。4月4日，红9军团在打鼓新场以东老木孔地域击溃黔军5个团，歼其2000余人。至此，中央红军巧妙地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合围圈，将蒋介石的几十万军队甩在乌江以北。四渡赤水之后，中央红军主力趁滇军东调增援贵阳之际，乘虚进军云南，并于5月9日，在皎平渡、洪门渡渡过金沙江。与此同时，活动在乌江以北地区的红9军团，也从会泽以西的树节、盐井坪渡过金沙江。

　　

　　四渡赤水河，是中央红军创建川黔边根据地、川滇黔边根据地中在赤水河流域进行的运动战战役。都是毛泽东在遵义会议进入党中央领导核心后帮助周恩来、朱德指挥和在苟坝会议进入党中央最高军事领导、指挥核心后亲自指挥的，一渡、二渡赤水河的过程是毛泽东构思把“滇军调出来”战略计划的基础；苟坝会议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团，代表政治局全权指挥军事，为毛泽东实施把“滇军调出来”战略计划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萧华将军《长征组歌·四渡赤水出奇兵》、毛泽东本人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最得意之笔”，广义上指一渡、二渡、三渡、四渡，狭义上特指三渡，四渡。

　　

　　

　　四渡赤水之战，毛泽东等根据情况的变化，指挥中央红军巧妙地穿插于国民党军重兵集团之间，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调动和迷惑敌人，创造战机，在运动中歼灭了大量国民党军，牢牢地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取得了战略转移中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这是中国工农红军战争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战例。

　　

　　

　　政治原因

　　

　　从1934年12月18日黎平会议到1935年3月11日新的三人小组成立，近三个月的时间里，朱德身为总司令、中革军委主席，既负责作战计划又负责下达作战命令和战斗部署，而且有权制定行动方针供周恩来审批，毛泽东仅协助周恩来。二渡之后，成立了三人军事小组，毛泽东参与领导了三渡与四渡。

　　

　　由于朱德早年曾在云贵川一带作战，对这一带的地形与民情十分熟悉，对赢得四渡赤水行动的胜利也是重要的，敌人的电报中曾经分析道：“红军除朱、罗（炳辉）在滇军做过事外，余多不熟悉地理民情”。

　　

　　此外，情报工作的成功也是此次作战取胜的重要原因。土城战役，由于不明敌情，对敌人的兵力判断有误，战役结果很不理想。四渡赤水前，四方面军将廖承志带来的密电码破译法送交给中央红军军委二局电报队，可以及时截获敌人的电报并且破译，能够准确掌握敌军调动的情况，从而做到避实就虚，赢得战场取胜的主动权，达致军事行动获得圆满成功。

　　

　　军事原因

　　

　　四渡赤水战役，红军首先能够从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出发，不断调整行动方向。遵义会议前，敌我力量对比极为悬殊，为保存有生力量，毛泽东主席等人决定放弃去湘鄂川黔边境与红2、6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避免了中央红军遭致覆灭的危险。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等又鉴于红军处于遭受敌人四面围堵的不利态势和黔北地区回旋地域有限等情况，毅然放弃建立川黔根据地的打算，决定率领中央红军跳出敌人重围而北渡长江，以开创川西或川北根据地。但是，红军一渡赤水后，由于敌情急剧变化和张国焘不执行党中央的命令，北渡长江已不可能，又果断率师向扎西集结，在川黔滇边境寻求新的机动，直至二渡、三渡、四渡赤水，最后巧渡金沙江，终于实现了北渡长江的计划。

　　

　　其次，红军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争取和掌握了战场主动权。四渡赤水战役，从总体看是敌强我弱，红军在各路强大敌军围追堵截的情况下，常常处于被动地位。但是，由于毛泽东等以高超的指挥艺术，巧妙地隐蔽战略意图，有计划地调动敌人，造成了红军许多局部的优势和主动，从而使整个形势向着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方向变化，终于打破了敌人妄图围歼红军的战略计划。最后，红军在运动战中，正确地处理“打”与“走”的关系。中央红军在战略转移初期，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者消极避战，实行逃跑主义，只走不打，始终摆脱不掉敌人的围堵。

　　

　　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等直接指挥下，红军避敌之长，击敌之短，一再造成敌人的错觉，积极创造战机，大量地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如果没有向扎西的“走”和回师东进二渡赤水，就不可能大量调动敌人和造成有利战机，取得遵义地区歼敌的胜利。如果没有以后的三渡、四渡赤水的“走”，就不能加深敌之错觉，牵着他的鼻子来回打转，以至将其拖疲、拖垮，使红军乘隙实现渡江北上的战略目的。

　　

　　

　　四渡赤水战役历时三个多月。这次战役，红军实行高度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方针，纵横驰骋于川、黔、滇边境广大地区，迂回穿插于敌人数十万重兵之间，积极寻求战机，有效地歼灭敌人。从而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粉碎了敌人妄图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使中央红军在长征的危急关头，从被动走向主动，从失败走向胜利。

　　

　　四渡赤水战役，是毛泽东根据情况的变化，吸取前几次战斗的教训,指挥中央红军巧妙地穿插于国民党军重兵集团之间，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为红军赢得了时机，创造战机，在运动中歼灭了大量国民党军，牢牢地掌握战场的主动权，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这是中国工农红军战争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战例。毛泽东曾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而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所著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写到：长征是独一无二的，长征是无与伦比的。而四渡赤水又是“长征史上最光彩神奇的篇章”。

　　

　　四渡赤水战役，是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处于国民党几十万重兵围追堵截的艰险条件下，进行的一次运动战战役。从1935年1月19日红军离开遵义开始，到1935年5月9日胜利渡过金沙江为止，历时3个多月，共歼灭和击溃敌人4个师、2个旅另10个团，俘敌3600余人。在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朱德等指挥下，中央红军采取高度机动的运动战方针，纵横驰骋于川黔滇边境广大地区，积极寻找战机，有效地调动和歼灭敌人，彻底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狂妄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四渡赤水是两军最高统帅毛泽东、蒋介石在军事指挥能力上的一次最直接较量，毛、蒋其战略思维的优劣，将直接体现在对战争全局的把握上，美国作家哈里森·在所著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写到：长征是独一无二的，长征是无与伦比的。而四渡赤水又是“长征史上最光彩神奇的篇章。

　　

　　

　　纪念馆

　　

　　四渡赤水纪念馆位于贵州省习水县土城古镇，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青少年教育基地，国家国防教育示范基地，国家4A级旅游景区，2009年免费开放。

　　

　　四渡赤水纪念馆包括四渡赤水纪念馆主馆、中国女红军纪念馆、红军医院纪念馆、红九军团陈列馆、赤水河航运历史展览馆、赤水河盐文化陈列馆、土城古镇博物馆等馆群，以及毛泽东、周恩来住居，朱德住居，红军总司令部驻地，红军总参谋部驻地，红三军团司令部驻地，土城老街红军驻地，青杠坡战斗遗址，女红军街，土城渡口纪念碑和二郎滩、淋滩渡口等十多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四渡赤水出奇兵》

　　

　　横断山，路难行。天如火来水似银。

　　

　　亲人送水来解渴，军民鱼水一家人。

　　

　　横断山，路难行。敌重兵，压黔境。

　　

　　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

　　

　　乌江天险重飞渡，兵临贵阳逼昆明。

　　

　　敌人弃甲丢烟枪，我军乘胜赶路程。

　　

　　调虎离山袭金沙，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该歌曲还被收入苏教版五年级下册练习6语文与生活和鄂教版五年级上册《长征组歌2首》的1首。

　　

　　

　　1960年5月27日,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来华访问时对毛泽东说:“您指挥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可以与世界上任何伟大的战役相媲美。”毛泽东却出人意料地回答:“三大战役没什么,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 四渡赤水战役，是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军事指挥艺术的“得意之笔”、精彩华章。毛泽东指挥三万多长征中的中央红军，在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之交赤水河流域，与数倍于己的敌军辗转周旋，数月间南北往返数次，东西驰骋千里，忽南忽北，声东击西，屡用奇兵，迅速扭转了长征初期的被动局面，夺取了战略转移的主动权，体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指战员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审时度势的神机妙算、运筹决胜的指挥艺术、奇兵神勇的英雄气概，用生命和鲜血演绎铸造了气壮山河的“四渡赤水”精神丰碑。

　　

　　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中央红军长征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后，由出发时的八万多人锐减到三万多人。蒋介石调集敌军一百五十多个团，围追堵截红军。为了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实现渡过长江、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红军从四渡赤水到巧渡金沙江，采取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1、战略目标随时变动。遵义会议总结决议指出:“红军运动战的特长，在五次战斗中是被长期的阵地战相当地减弱了，而且目前正要求红军各级指挥员具有高度的运动战战术。因此，从阵地战战术(短促突击)到运动战战术的坚决的迅速的转变，是严重的工作。” 在四渡赤水之战中，毛泽东亲自指挥红军实现了这种转变。毛泽东曾说:“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从时间的条件说，战争和战争指导规律都是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有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用于不同的阶段。从战争的性质看，革命战争和反革命战争，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互相移用。从地域的条件看，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特别是大国家大民族均有其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同样不能呆板地移用。” 从1935年1月19日红军一渡赤水北上抗日战略行动开始，到同年5月9日胜利渡过金沙江战略目标的实现，前后历时三个多月，这期间渡江北上抗日的大方向始终未变，而实现这个战略目标的道路与方向，却是迁回曲折，随时变动的。

　　

　　1月19日，红军撤离土城，从蔡家沱、猿猴场等渡口一渡赤水，进入川南，准备相机从泸州至宜宾一带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蒋介石对红军向川北进军，十分惊恐，抛出“川南岸围剿计划”，急忙电令调集贺国光、刘湘、龙云、王家烈、上官云相等，派重兵封锁长江渡口，企图压迫围歼红军于川南岸地区。面对急剧变化的敌情，进入川南的中央红军，如果仍按遵义会议预定的战略北渡长江，将会陷入数十万敌军包围之中，不仅不能渡江，而且有全军覆灭的危险。毛泽东高瞻远瞩，决定红军暂缓执行渡江计划，改向敌人设防空虚的云南扎西(今威信)一带集结，在川、滇、黔边境进行机动作战，创造新的根据地。 2月7日，红军各部由四川南折向滇东北的扎西(威信)地区集中。9日，中央军委进驻扎西县城。等敌人发现红军在云南扎西集结，调转部队向红军进逼时，红军又快速挥师东进，二渡赤水，再取遵义。陈云回忆说：“敌人得知我们要强行渡江，因此在川黔边集结兵力。如果我们从这里一直向西，一定会遇到敌人最强的抵抗，因为敌人已在那里做好了防守的准备。所以我们转而向东，直抵桐梓城。这时敌人才发现我们不向西进，却挥师东行。但这时我们已把敌人远远地抛在了后面。这是我们红军一次漂亮的机动战。”

　　

　　蒋介石调动各路人马，妄图歼灭红军于遵义、鸭溪狭窄地区。结果，红军在遵义战役中消灭敌军几十个团后，又向西走了，三渡赤水，佯作北渡长江，迫使敌人重新调整部署。当敌人部署尚未就绪时，红军又出敌不意地四渡赤水。然后南渡乌江，佯攻贵阳，调出滇军，直插云南，示形于昆明而巧渡金沙江，转危为安。红军为了防御而进攻，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随时改变战略目标，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 如果没有四渡赤水的战略行动，就不可能实现渡江北上的战略意图。

　　

　　2、“走”与“打”紧密结合。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毛泽东借用了绿林首领朱孔阳“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的战法，和朱德一起创制了游击战争“十六字诀”。这种带有运动战性质的游击战术在四渡赤水战役中发挥得淋漓尽致。毛泽东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运动战的通俗的解释。天下也没有只承认打不承认走的军事家，不过不如我们走得这样厉害罢了。对于我们，走路的时间通常多于作战的时间，平均每月打得一个大仗就算是好的。一切的‘走’都是为着‘打’，我们的一切战略战役方针都是建立在‘打’的一个基本点上。” 红军三渡赤水，重入川南，以红九军团向叙永、古蔺方向继续前进，虚张声势，伪装主力北渡长江。蒋介石以为红军又要渡江北上，急令刘湘加强泸州一带长江防线，要川、黔、湘三省地方军阀部队和中央军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从桐梓以北地区齐头并进，向红军进逼，又调滇军孙渡纵队集结毕节地区堵击，企图对红军再度形成包围，聚歼红军于长江南岸。正当敌军再度向川南奔集，其包围圈将成未成之际，红军又调头东进，四渡赤水，神速南下，进到遵(义)仁(怀)大道北侧地区，以红九军团暂留该地，牵制迷惑敌人，主力则穿过鸭溪、枫香坝之间的敌军封锁线，于3月底南渡乌江，巧妙地跳出了敌人的合击圈。

　　

　　在四渡赤水战役中，党中央和毛泽东灵活机动地运用大规模的运动战，大范围地穿插和迂回，迅速地前进和后退，快速地集中和分散，以走创造战机、开辟通道，走中有打，打中有走，走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打，是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把走与打、消灭敌人与保存自己辩证地统一起来，使敌人摸不着头脑，陷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3、声东击西，虚实相间。毛泽东说：“‘声东击西’是造成敌人错觉之一法。” 红军南渡乌江，开辟了西出云南，由长江上游金沙江北渡入川的前景。为了实现巧渡金沙江的战略目的，红军在毛泽东指挥下，示形于东而击于西，佯攻贵阳而西出云南，威逼昆明而直袭金沙。毛泽东在部署这次行动时说:“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红军主力经息峰、扎佐佯攻贵阳，包围贵阳东南的龙里城，一度打到离贵阳城20里的飞机场。坐镇贵阳的蒋介石，既怕红军乘虚攻占贵阳，又怕红军东进湖南会合红二、六军团，急令湖南军阀何键督师围攻红二、六军团，严令薛岳部衔尾急追，急调湘军李云杰、刘建绪部在黔东布防，桂军廖磊部在黔南防堵，以拦截红军东进南出，又急电云南军阀龙云，要滇军驰援贵阳。正当敌军调动忙乱之际，红军从贵阳至龙里间的空隙越过湘黔公路，向南而后向西急进，威逼昆明，龙云胆颤心惊，向蒋介石紧急呼救，又慌忙调集各地民团集中昆明守城。但是，红军并未攻打昆明城，而是虚幌一枪后，掉头北上，直指金沙江边，从容地渡过了金沙江，粉碎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意图。刘伯承回忆说：“有时看起来好像红军在向东挺进，事实上却在向西进军，敌人以为我们北渡长江，实际上我们的目的是要绕过去给他们以另一次打击。”

　　

　　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

　　

　　“求真”，就是“求是”，即依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科学发展的思想路线，去不断地认识事物的本质，把握事物的规律。“务实”，就是在对事物规律性认识的指导下去实践。求真与务实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必然要求和本质体现，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知和行的有机统一。在四渡赤水战役中，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率领红军部队一切从实际出发，根据战场瞬息万变的形势，随机应变，果断处置，沉着指挥，变被动为主动，将劣势变优势，从而赢得了战争的全面胜利。

　　

　　1935年1月28日，在土城（今贵州省习水县土城镇）战斗中，因错估敌军实力，红军伤亡惨重，战况于红军极为不利。毛泽东及时提出:“土城不能打了:一，地形不利我们，河流多；二，敌人援军已快要赶到，敌人的兵力都集中到这里来了；三，这一仗再打下去，就是一个消耗战，会使我军损失太大。”“为了打乱敌人尾击计划，变被动为主动，……应立即轻装，从土城渡过赤水河西进。” 毛泽东下令红军主动撤出战斗，随即西渡赤水河。毛泽东对土城战斗的果断处置是非常及时正确的，体现了他一贯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杨成武将军在《忆长征》一书中说:“士城战斗，敌强我弱，腹背受敌，于我不利，为了保存自己，打击敌人，避其锋芒，主动后撤，是完全正确的。实践证明，撤出战斗，在赤水河两岸的广阔地区与敌人打圈圈，寻找有利战机，歼灭敌人的方针是符合军事辩证法的。”

　　

　　一渡赤水之前，毛泽东和中革军委决定率领红军跳出敌人重围，北渡长江。但是一渡赤水后，因蒋介石急调重兵围堵，按预定计划北渡长江已不可能。为免遭敌人围剿，中革军委发布《告全体红色战士书》，决定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拒绝在不利条件下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于是，红军采取了时而向东，时而向西，大踏步进退，时走大路，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等运动战术，甚至改变预定战略，挥戈东进，在太平渡、二郎滩第二次渡过赤水河，回师遵义，一举歼灭和击溃敌军两个师又八个团。 这是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以来取得的一次最大的胜利，是红军发扬求真务实优良作风的结果。

　　

　　红军遵义大捷后，蒋介石急忙飞往重庆，企图采取堡垒与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南守北攻，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狭窄地区。红军将计就计，伪装在遵义地区徘徊寻敌，以诱敌迫进，然后再转兵西北，寻求新的机动。同时，以红三军团向西南方向的金沙佯动，调动敌周浑元部向南和吴奇伟部向西，尔后转用兵力攻击鲁班场守敌。3月10日，苟坝（今遵义县枫香镇苟坝村）会议上，围绕是否攻打打鼓新场问题，红军领导人之间发生了意见分歧，当日深夜，毛泽东独自一人提着马灯，到周恩来住处，要周恩来晚一点下发进攻打鼓新场的作战命令，说服周恩来后，又同周恩来一起去说服朱德，终于决定不打打鼓新场，改打鲁班场，使中央红军再一次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危险。真理越辩越明，“如果没有毛泽东当夜此行，历史的结局会改写成另外的样子。” 苟坝会议成立了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团，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实事求是的精神再次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

　　

　　在毛泽东正确主张指引下，3月11日，红军突然转兵向北。15日，红一、三、五军团和军委干部团各部向鲁班场运动，对国民党军周浑元纵队3个师形成扇形包围，红军进占仁怀。川军8个团、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纵队两个师向鲁班场开来。为了迷惑蒋介石，调动国民党军，16日，红军从茅台第三次渡过赤水河，再入川南，进占四川古蔺县。敌军误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调整部署，向川南压逼，企图再次对红军形成合围，聚歼红军于长江南岸地区。当敌人部署尚未就绪时，红军又迅速地出敌不意地在太平渡、二郎滩、九溪口四渡赤水，甩开了尾追之敌。

　　

　　审时度势的神机妙算

　　

　　肖华将军在《长征组歌》中写道“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红军土城撤军，一渡赤水，扎西集结；二渡赤水，重占遵义；三渡赤水，佯作北渡；四渡赤水，迷惑敌军。这种根据战场形势变化不断变换作战方针而致胜的行动，充分体现了遵义会议后新的党中央和毛泽东审时度势的神机妙算。

　　

　　避实击虚，避强击弱，是四渡赤水战役中重要的作战原则，而这种原则的贯彻执行取决于审时度势的神机妙算。毛泽东说:“从战略防御中争取胜利，基本上是靠了集中兵力的一着”。 避实击虚，避强击弱，是弱军战胜强敌的一个重要原则。在国民党诸军中，黔军是最弱的，红军当然地应以黔军为主要作战目标。这充分说明，毛泽东决定回师黔北，是一个出奇制胜的决策。红军在赤水河流域“忽进忽退，一再回旋，使国军即国民党中央军，迷离倘恍，摸不着其企图之所在。”

　　

　　巧妙地利用敌人矛盾，也是四渡赤水战役中红军取胜的重要原因。因为国民党追剿军薛岳部同时执行监视桂军、收拾黔军、追堵红军的三重任务，蛇鼠两端首尾难顾，蒋桂角逐贵州，四川、云南地方军阀卫护本省，何键意在湘西，王家烈在黔彻底垮台，反革命营垒内部矛盾纷乱，错综复杂，中央红军得以利用敌人矛盾，各个击破，取得了四渡赤水河之战的胜利，从而冲破了敌人的重兵围困。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从黎平会议召开（1934.12.18）到成立前敌司令部（1935.2.28），再到新的三人小组形成（1935.3.11），朱德身为红军总司令、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负责制订作战计划、下达作战命令、完成战斗部署，因早年曾在云贵川一带指挥作战，熟悉该作战区域内的地形。 红军取得四渡赤水战役的胜利与朱德总司令的精心谋划、正确指挥是分不开的。

　　

　　党中央和毛泽东审时度势的神机妙算，使红军在运动中调动、摆脱和歼灭了敌人，牢牢掌握战役的主动权，时刻处于不败之地，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在四渡赤水之战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新领导，之所以用兵如神，一反长征初期被动挨打的局面，夺取了战略转移中的主动权，就在于谋略上高敌一筹。无论是攻防、打走、进退、集散等作战行动，都能巧妙运用虚实变化，迷惑敌人，打乱敌人的部署，隐匿自己的企图。”

　　

　　运筹决胜的指挥艺术

　　

　　遵义会议恢复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和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周恩来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周恩来为党内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毛泽东帮助周恩来指挥军事。红军二渡赤水,取得遵义战役胜利后,中革军委成立前敌司令部,任命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委。这是对毛泽东指挥遵义战役胜利的肯定。红军三渡赤水前,中央政治局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全权指挥军事。毛泽东在宁都会议上被剥夺的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重新回到手中，得以导演一出军事胜利艺术话剧。

　　

　　1、“牵着敌人鼻子走”，变被动为主动。在土城战斗中，开始对敌人兵力判断不准，发现问题后，毛泽东适时下令撤出战斗。这是毛泽东运用军事辩证法的锐利武器，从不利的战局中寻找有利的因素，从而摆脱被动争取主动的指挥范例之一。 红军在云南扎西集结后，使尾追之敌后方空虚。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军事指挥小组依据在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中成功使用过的“避其主力，打其虚弱”的方针，抓住敌人黔北虚弱的有利时机，立即挥戈东进，二渡赤水，直奔遵义。在遵义战役中，红军激战5天,歼灭和击溃敌人2个师又8个团。《红星》报报道:“这一胜利是在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反对华夫同志的单纯防御路线,采取了正确的军事领导之后的胜利”。 在鲁班场战斗中，毛泽东见打成僵局，立即下令红军主动撤出，不与敌人拼消耗，乘机挥军北上，从茅台三渡赤水河。毛泽东针对蒋介石最怕中央红军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心理，指挥红军三渡赤水，再入川南，公开摆出北渡长江的架势，以佯动吸引敌军重兵向川南集结，特别是调动滇军。蒋介石果然中计，3月20日，蒋介石发出“筑碉阻剿”红军的电令，命令中央军、川军、滇军、黔军合力“进剿”，叫嚣：“剿匪成功，在此一举。”当蒋介石调集大军，遍筑碉堡，围歼我军的部署还没有完成时，毛泽东就抓住战机，毅然准备回师东进了。在蒋介石发布“筑碉阻剿”红军电令的同一天，中革军委发布了四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置命令，红军于21日晚至22日上午，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再次进入黔北。其时正是蒋介石各路大军纷纷向川南云集之时，毛泽东指挥红军巧妙地与敌相对而行，神不知鬼不觉地跳出了蒋介石严密防堵，但尚未完成的包围圈，一下子把蒋介石的几十万大军远远地甩在后头。红军四渡赤水后，折迫贵州，佯攻贵阳，直插云南。威逼贵阳，是毛泽东导演的四渡赤水战役中最精彩的一幕。连国民党高级将领也不得不叹服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艺术，说：“佯为东窜之图，实作西窥之计”，“贵阳一役，为‘共匪’西窜最紧凑之一幕。” 临机处置，体现了毛泽东机动灵活的军事指挥艺术。

　　

　　土城战斗、鲁班场战斗的主动撤退，遵义战役的胜利，威逼贵阳的举措，充分说明：处于战略内线作战的军队，可以而且完全应该在战役战斗上把它改变过来，将敌军对我之大“围剿”，改为我对敌军的许多个别的小围剿；将敌军对我军战略上的分进合击，改为我军对敌军的战役或战斗上的分进合击；将敌军战略上的优势，改为我军对敌军战役或战斗上的优势，将战略上处于强者地位的敌军，置于在战役战斗上处于弱者的地位，同时，将自己在战略上弱者的地位改变为战役战术上强者的地位。这即是所谓的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围剿中的围剿，封锁中的封锁，防御中的进攻，劣势中的优势，弱者中的强者，不利中的有利，被动中的主动。

　　

　　2、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毛泽东在指挥红军作战时，往往示形于东而击于西，以奇思妙想之计收出奇致胜之效。不攻而示之以攻，欲退而示之以进，有时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有时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似可为而不为，似不可为而为之，如此变幻莫测、不依定法的战略战术，使蒋介石对红军的战略意图恰似一头雾水，模糊不清，穷于应付，追剿失败。红军将领郭化若在《十年红军战争曲折发展过程的初探》一文中对这段传奇历史这样写道:“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急夺泸定。在十五倍于我的敌人堵、追、截、炸中，摆脱敌人，把敌人甩在六天行程之外，越过了长江天堑，这是军事上的奇迹，是军事领导艺术的高度表现。” 国民党追击部队的师长万耀煌也哀叹：“共军转个弯，我们跑断腿”。

　　

　　3、毛主席主张不打打鼓新场改打鲁班场的决定，体现了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红军二渡赤水、遵义战役后,3月5日，红军前敌司令部发布关于各军团集中鸭溪和作战部署的命令，决定以红九军团在桐梓、遵义地段“吸引川敌向东而钳制之，”而主力红军一、三、五军团以及干部团则集中于鸭溪附近，准备两进突击位于仁怀、鲁班场一线的敌主力周浑元纵队，力图再打一个胜仗，站稳脚跟。” 3月5日傍晚,红军前敌司令部开赴鸭溪前线。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召集中央20人开会,讨论打打鼓新场(今金沙县城)问题。毛泽东主张不打打鼓新场，理由是红军主力要在两天后才能赶到打鼓新场，那时滇军和黔军也将赶到，加上川军的侧击，“打又是啃硬的，损失部队不值得。” 毛泽东在会上坚持不打打鼓新场的主张,但会议未作出决定。会后,毛泽东半夜提着马灯去找周恩来商量。第二天一早开会,周恩来说服了大家。鉴于张闻天每天要开20余人的会议讨论军事问题,容易贻误战机,毛泽东提议成立三人小组,指挥军事。 3月11日,中革军委向各军团发出我军不进攻打鼓新场的指令。12日，中央政治局苟坝会议上,成立以周恩来为组长,毛泽东、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指挥小组,代表中央指挥军事。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的成立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13日，中革军委向各部队发出关于我野战军战略方针的指示,指出:“我野战军战略方针仍应以黔北为主要活动地区,并应以控制赤水河上游以作转移枢纽,以消灭薛岳兵团及王家烈部队为主要作战目标。” 这个指示是毛泽东提出放弃攻打打鼓新场意见后,中革军委根据第二天获取的情报而制定的,使红军又避免了一次因攻打打鼓新场而陷入重围的危险。14日,中革军委发出“坚决消灭鲁班场之敌”命令。15日,鲁班场战斗打响，但红军原定夺取的目标均未得手。这时,离红军西北60里的川敌8个团开来，吴奇伟部已过乌江进至枫香一带。在鲁班场阵地强攻不克、援敌又已逼近的情况下,中革军委作出撤出鲁班场战斗,第三次渡赤水河的部署。16日晚,红军全军在仁怀茅台镇的山羊坳、朱砂堡、银滩三个渡口由东向西第三次渡过赤水河，暂时隐蔽在四川古蔺南部的大山中,并在三天后调头向东,第四次渡过赤水河 ,跳出敌人包围圈。这种运动战术，红军在毛泽东领导的江西苏区第二、三次反“围剿”战争中曾经运用过。

　　

　　奇兵神勇的英雄气概

　　

　　有学者指出：“在四渡赤水之战中，红军能够迂回穿插、声东击西、忽南忽北、忽进忽退、忽左忽右、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突破十倍于己敌人的围追堵截，确实令人匪夷所思，彰显着让人叹为观止的神奇。” 红军一渡赤水，进入川南，相机北渡；二渡赤水，重占遵义。遵义战役的胜利，给了敌人以沉重的打击，这是蒋介石亲自部署追堵中央红军的一次最大失败。蒋介石在指责薛岳的电文中不得不承认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

　　

　　调动滇军，巧渡金沙江，体现了红军的弥天大勇，真是“飞将军”从天而降，令敌人丧魂落魄。根据毛泽东的战略意图，中革军委颁布了第四次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命令，在部署这次行动时，毛泽东对刘伯承说:“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  如何才能调出滇军?毛泽东认为，“我们要把敌人的眼睛和耳朵尽可能地封住，使他们变成瞎子和聋子，要把他们的指挥员的心尽可能地弄得混乱些，使他们变成疯子，用以争取自己的胜利。” 按照毛泽东的部署，红军佯攻贵阳，沿途张贴“打下贵阳城，活捉蒋介石”的大字标语，突然包围了贵阳东南的龙里城，并一度打到离贵阳只有20里的飞机场。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惊慌失措，连发两份“限刻即到”十万火急电报，急调滇军主力孙渡部前来“保驾”。蒋介石替毛泽东将滇军调到远离云南的贵阳来了。

　　

　　调出滇军后，毛泽东及时抓住有利战机，指挥红军迅速甩开追敌，长驱直入云南，兵临昆明城下，吓得“云南王”龙云胆颤心惊，慌忙调集各地民团死守昆明，正好为红军北进让开了通道。红军在昆明城下虚晃一枪，迅速掉头北上，直指金沙江，敌人猝不及防，红军乔装袭占渡口，全部渡过了金沙江。两天以后，当蒋介石的“追剿军”先头部队千里迢迢赶到金沙江边时，红军早己毁船封江，无影无踪了，敌人只得望江兴叹。

　　

　　“四渡赤水”精神是遵义会议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长征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的继承丰富和发展，又是连接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的重要纽带。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与改革开放时期，都需要继续弘扬“四渡赤水”精神。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四渡赤水”精神是民族精神教育、公民道德教育和当代革命军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宝贵财富。